流调青年，是谁？这是一群城市“隐形侠”，是防疫界的“侦探”，是传染病防控“守坝人”。他们分布在上海两级疾控中心。

  他们做什么？针对上海2500多位疑似新冠肺炎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排查可能感染的蛛丝马迹和传播方式，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其中，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新冠疫情防控现场调查处置青年突击队成员是专办“疑难杂症”的流调青年。

  上海市疾控中心1号楼最高处的“+1”层，是新冠肺炎现场工作组的临时办公室。紧凑的桌椅，桌上放着念慈菴、火腿肠，泡面纸箱搁在办公的地方一角，凑近一瞅，空了。

  郑雅旭办公桌背后的橱柜间隙中，卡着躺椅、靠垫，如果忙到没空去市疾控中心对面的三湘大厦休息，她就会拉出躺椅，枕着靠垫，眯20分钟，继续奋战。

  郑雅旭是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党支部书记，也是疫情防控现场调查处置青年突击队队长。她和20多位同事从1月中旬忙碌至今，24小时应急值班，流行病学调查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传染病防控就像筑坝，坝筑得及时、坚固，才能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而预防疾病传播和流行最高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学调查。

  她说，流调的主要内容有病例基础信息、发病诊疗和报告情况、相关活动情况、可疑暴露史情况、实验室检验测试情况等。

  全市联动后，区疾控中心会对疑似病例做筛查，对于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聚集性案件、流行病学史不明确案件会送到郑雅旭和同事手中。

  两人一组，拉着流调箱，他们就出发，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有六七组成员奔赴各处。郑雅旭给记者展示了流调箱里的“宝贝”N95口罩、防护服、鞋套、护目镜、手套、消毒剂，根据详细情况会配有3M面罩、滤棉，可防喷溅、气溶胶，一个箱子配的是2-3人装备。

  工作日以继夜是常态，最“早”的一次，郑雅旭流调完后回到单位已是清晨6点。上周她回了一次家，吃了晚饭后急匆匆赶回单位，晚上10点多继续开会，这样她都没觉得辛苦，只是听到儿子对别人说：“妈妈很辛苦的，她在打仗。”郑雅旭没忍住，红了眼眶。

  虽然现在上报的病例在减少，但这并不代表流调青年的工作节奏能放缓，“流调的工作减少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下一步如何防控、如何优化数据监测等。”

  郑雅旭始终记得刚进大学时，一位老教授所言：“预防医学是不被公众所关注的，但你们今后的工作，是为整个人群的健康服务。”这句话深深刻进了郑雅旭的心里，这是份责任，也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宫霄欢一声声“阿姨”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彼时，躺在同仁医院隔离病房里的“阿姨”，在第二天被确诊为上海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定诊出的病例，而穿上全套二级防护装备的宫霄欢，拿着表格，在她身旁做面对面调查。

  宫霄欢是市疾控中心团委委员、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他们接到长宁区疾控中心的电线日，对方说，从武汉来沪的陈阿姨因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同仁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

  拉上流调箱，宫霄欢和搭档肖文佳就出发赶至医院。在陈阿姨女儿那得知，病人是从武汉到女儿家里过年，在武汉就有症状。到上海后没有去过另外的地方，密切接触者只有女儿、女婿。到医院看病也是女儿开车前往，未涉及公共交通。

  一个多小时调查，穿着防护服的宫霄欢也闷出了一身汗。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终于搞清陈阿姨从发病前14天至发病后就诊入院期间的活动情况。宫霄欢手上拿着的统计表，是调查的“利器”。

  她说，统计表是提前设计好的，发病前14天，每天根据日期排列上午、中午、下午分别去了哪里，当天晚上住哪里，午饭、晚饭在哪里吃，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针对一个病例，基本有两三张统计表。

  当天结束现场流调后，宫霄欢和肖文佳又迅速赶回单位，梳理现场流调信息，撰写流调报告，完成已是深夜。

  也是从那天起，宫霄欢进入了日以继夜的战斗状态。这名85后上一次回家还是2月13日，家里有她不到2岁的宝贝儿子。

  作为妈妈，宫霄欢原本承包了睡前给儿子讲故事、哄儿子入睡的任务，最近这任务只能交给家人。

  春节从初一到十五连续作战，宫霄欢只回过两次家，其中有次匆忙赶回家为儿子过生日后，又在深夜回到单位继续工作，每天跟家人的联络就靠视频。当她回家时，看到迎出门的儿子，清脆地叫着“妈妈”，她的心都暖化了。

  没法顾小家，因为宫霄欢需要为城市的安宁、市民的健康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责，希望疫情能够及时防控住，疫情来袭时，你我荣辱与共。”

  上海目前确定诊出的病例数为338例，经肖文佳之手的流调报告就有近100份。眼中布满血丝的佳子，也好几天没回家了。

  上海“一号病人”调查肖文佳参加了。搭档宫霄欢直言：“佳子的提问有一手。”让人回忆14天前做了什么，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刚询问上海“一号病人”时，她想了半天回答：“我也没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在家做家务，陪陪孩子。”

  “那你有没有去小区周围？或是去跳过广场舞？”肖文佳出其不意地问出了这一问题，对方才点头补充：“对，有和其他人一起跳过广场舞。”

  细致，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必不可少的一环。肖文佳说，可能对方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对她来说就是生活的样子，而线索往往就藏匿其中，“所以一般我们会多为对方考虑，可能会做什么事，再提供一些细节，帮他们回忆。”

  提问，肖文佳一般也用“5W”原则，WHO、WHEN、WHERE、WHAT、WHY，病例每一天的行动轨迹都可这样问询，何时去过哪里，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事，能基本梳理好信息。

  2006年进入市疾控中心的肖文佳，是宫霄欢的前辈，佳子的思路清晰，做调查时，年轻一点的同事想不到的点，肖文佳都能在一旁补充上，而这些点可能会涉及密切接触者的判定及后续管理，“佳子会补充问询，保证流调的完整性。”

  这段日子，肖文佳和他的同事一样，没有星期几、几号的概念，他只知道，昨天、今天、明天。相隔三四天，肖文佳会回一次家，前提是手上的工作暂告段落。回家几小时主要陪陪妻子，汇报工作情况，妻子是名护士，对他的工作很理解。还有一半时间，他得成为孩子的家庭教师，“有些数学题目视频里讲解不清，回家一趟赶紧给孩子说说，这是我最大的任务。”

  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并开展追踪管理时，毛盛华除了详细地询问外，还喜欢写，写下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写下大量筛查后的可疑点，再根据逻辑关系一个个排除。有纸张写纸张上，有白板就写白板上。

  这名85后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了市疾控中心，是传染病防治所的业务骨干。

  自1月16日上海发现“一号病人”后，他们郑重进入流调模式，这一天起，毛盛华便没有在家睡过觉。他是密切接触者管理组组长，要去所有需要他去的地方。

  2月初的一天深夜，毛盛华跟着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现场工作组副组长潘浩来到某区疾控中心，现场探讨一件很复杂的案例，对方没有一点疫区旅行和接触史。

  白板成为了毛盛华记录的阵地。“11-14日，无外出”“15日，家南站金山南站”，白板上分日期写下确诊患者的行程，确诊之前的14天，每天上午、下午的行动轨迹都要排查。“20日，Z开头的火车路过武昌，老先生要坐车，交集可能在过道里。”

  “您是走地道的，还是走外面的通道？”毛盛华又给对方打了电话询问。他说，有时候问了一连串问题，对方根本想不起来，这时候，需要“侦探”来判断方向，“有些想不起来并不是关键点，我会根据对方想清楚的方向寻找可疑点。”

  而这，是他六周来的常态。又如前几天上海紧急追踪一例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从上到下都在行动，12小时排查到63名密切接触者，那天，毛盛华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才躺下，睡了三四个小时后又起来再战。

  家里有一个四个半月的女儿，毛盛华却只能一周回去看一眼，每次回去都是晚上七八点，洗个澡，拿上换洗衣服，女儿醒着的话就远远逗笑一番，若熟睡了便站得老远望一眼，他都不敢去抱抱女儿。

  在毛盛华看来，他们其实是一群城市的“隐形侠”，“藏在人后默默工作，不为人所熟知才说明工作到位了。”

  他也相信，能坚持做这份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初心和情怀，就如当年进校时校歌所唱：“为人群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