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土灶台，还烧着火。灶台后面的土炕上整整齐齐地叠了好多衣服，挨着一个木柜子。木柜旁摆了一个“牌位”。

  这是屋里的全部家当。老人的老伴去世，生前没留下照片，她用白纸贴在瓦楞纸壳上当作“牌位”。“你可以感觉到她是有遗憾的。”从当时开始，摄影专业出身的杨鑫开始留心。

  37岁的杨鑫是陕西商洛彩虹公益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当地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因在四年内持续给2000多位农村老人拍遗照而受到关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杨鑫表示，拍照是希望让老人少一点遗憾，拍摄过程中他们对待死亡的那份坦然乐观，也感染了自己。杨鑫说，虽然筹款不易，“对我们来说，只是多跑一点路、多说点话、多受点累的事儿。”她会继续拍下去。

  杨鑫：2017年，我跟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合作做一个“老有所衣”的项目，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温暖包”，里面有羽绒服、护膝、护腰，还有两对羊毛袜子。

  结束后我们做回访，去一位姓邵的老人家里，发现衣服被锁在木柜子里，他掏出钥匙挨个试，把柜门打开，把最底下的衣服翻了出来。他过年穿了一次，又平平整整地收起来放好，舍不得穿。作为摄影师，我留意到他家里没有照片。他说，镇上赶集没有拍照的，手头也拮据。还有一次是一位老人的老伴去世了，没有留下照片，她只好用白纸贴在瓦楞纸壳上，当作“牌位”纪念。

  走访下来才知道，很多老人除了身份证照片，一辈子没拍过其他照片。不少人用的还是老人手机，还有人干脆没有手机，靠邻居的电话跟子女联系。有人腿脚不好，没法到镇上拍照。一拖再拖，人走了也没有照片。很多老人其实想为自己准备一张遗照。

  半年后，2018年中国福彩公益金扶持社会组织，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老有所忆”的拍摄。

  当时是四家公益机构联合到村里去表演节目、做培训，只有我们是去给老人拍遗照。本来我们担心场面冷清，结果出乎意料。听说我们是来拍照的，节目演完后老人都来排队了，后来变成其他三家机构的志愿者也来给我们做帮手。

  有些拍好照的老人，又喊邻居来拍，有人骑三轮车拉两三个人，也有摩托车带人来的，那天我们一直从早上9点拍到下午1点。

  杨鑫：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奶奶家。奶奶家是用黄土垒起来，房顶是尖的，两边是黑灰色的瓦，是传统的陕西民居。土院子里没有水泥，奶奶就拿砖在门口铺了一条50公分的小路，院里种了一棵可大的月季花。她烧着土灶台，我爱去给她拉风箱。家里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每天晚上准时钻被窝，我也喜欢它，我坐到奶奶床上，和奶奶依偎在一起，奶奶跟我讲“年轻的时候种田从哪走到哪”“老城是什么样子”“爷爷长什么样子”。

  大学放暑假时，我想，我学了摄影，为什么不给我奶奶拍呢？当时我跟她一说，我奶奶特别高兴。她站在老房子的土墙前，我以此为背景拍了一张到现在我都觉得很经典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她的白发在耳朵后别起来，笑得特别好。

  有了小时候的经历，我跟农村老人也比较亲。做摄影记者期间，我发现商洛这边空巢老人不少。他们没有什么劳动力，但也在尽心尽力地付出，70多岁还在地里干活、拉着人工犁种玉米种土豆的到处都是，他们身上劳动人民朴素、自立的精神挺感动我的。对我们来说，（给他们拍照）只是多跑一点路、多说点话、多受点累的事儿。

  杨鑫：老人们排队时，负责登记的志愿者、引导员，摄影师的助手，会跟老人拉家常。排到了，志愿者用小喷雾瓶、梳子，边给老人收拾打扮边聊天，现场气氛比较好，等到坐上位置拍照，多数老人已经放松下来了。

  有的老人坐到凳子上还是很严肃，志愿者会站在摄影师背后引导他们笑，还有的老人坐不稳，志愿者就蹲在身边，在拍不到的地方用手扶着他们。我们跟老人对话，摄影师就从中抓拍。

  有些老人觉得自己没牙齿了，笑起来不好看，我们就会把拍他们表情严肃的和稍带笑意的照片，用数码相机放大，让老人自己对比，他们就会发现，还是笑着的照片好看。还有其他老人会帮忙引导，他们互相打趣，说“你这老怂还不赶紧笑”，“你不笑人家娃还咋拍”，这时有老人还会笑场。

  我知道这件事火了后，网络上有一些评论质问为什么给老人拍遗照，如果你到现场来看，老人们对这些反而很坦然，他们也希望给子孙留下一张好看的照片。

  杨鑫：现在我们去村里拍一次照，至少要去三趟，第一次是去摸底对接，实地走访，第二次是去拍照，第三次去送照片。我们去送照片的时候，会把照片挂起来做展览，等老人到了，再逐一给到他们。

  我这两天翻照片，看到一张照片，那位老人脸上有一个黑色的胎记。这是在第一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人觉得无以为报，他抱着照片说，“我会唱秦腔，不管我唱得好还是坏，我就在你们这些人面前，我给你唱一段代表我一个心意”。他就站在广场上面给我们唱秦腔，唱得很投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干这个事情很值得。

  去得多了，有些老人认识了我们。在我们拍完准备走的时候，很多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说，“走，到我们家去坐”“你们还都没吃饭，我给你做”，还有的老人拉着志愿者的手说，“姑娘你比我家亲闺女还要对我细心”。

  杨鑫：其实考虑了很多细节。我们对比发现16寸有点太笨拙，10寸的框做出来太方正了，最后就选择了中间尺寸，摆在空旷一点的家里头感觉不小，也不是特别抢眼。因为我们这边农村的习俗是老人下葬时，儿子要抱着照片到墓地去，12寸的抱在手上刚好。考虑了很多因素，最后选择的12寸。

  我是拍纪实照片的，纪实摄影的标准是必须真实。我们只对有瑕疵的在原样基础上做微调，给老人留下最好看的面貌，比如有的老人做过白内障手术，眼睛摘掉一只，我们把另一只补全。再有中风后，有些老人出现口眼歪斜，我们会帮助面部微调；有老人要去掉胎记的，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意愿。

  我们本地冲洗的照片灰度特别大，清晰度也不够。拍好照后，我们让合作机构发往西安，冲洗银盐照片，而且必须有裱膜，这样不容易褪色。

  现在照片很轻易就能拍，人们往往不会特意冲洗。但洗出来的照片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另外一种感觉，会勾起你的回忆。

  这位老人是“五保户”，当时我不知道。我把照片交给他时说，“你这照片拍的挺有意思，拿回家后给儿孙也不错，他们能记得你最好的样子”，然后他眼泪就出来了。

  当时我不知道啥情况，村干部跟我解释。我就跟老人沟通说，“咱这照片是拍给自己的，只要自己高兴，你喜欢就行，放到家里咱自己看，一辈子就活一个自己高兴。”他点点头。这张照片我印象很深刻。

  杨鑫：我们做公益最大的问题就是筹款。除了一些名人做的大型公益机构有固定的款项。像我们这种小城市的小机构，能做的也就是这一点小事情。

  我们就从自己最擅长的、最简单的事情去做。想了很多办法：志愿者晚上去路边摆摊，拿着展板，呼吁捐款，我们送绿萝、长寿花，来募捐做线下拍照活动的钱。

  2000张不是我们的终点，两万张也不是。只要有机会给老人们拍下去，我们会坚持。山里面需要这样服务的老人不少，包括城乡接合部的老人。说实话，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金钱去支撑的，所以我们筹多少钱，就先做多少。

  杨鑫：回想起来，我做公益是从2006年读大学的时间开始的，在献血车留了个血样，到了2014年，我和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配上了。我爸是医生，我的哥嫂也是医生，我明白这个事情对身体没伤害，家人也没有反对，我就去捐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去对方可能再找不到第二个符合的了。

  捐了造血干细胞以后，我开始有公益意识。后来还遇到过一个癌症患者，遗憾结婚的时候没拍摄结婚的婚纱照，后来我和一个朋友就在患者家的玉米地里，给她拍了一组结婚照。

  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离不开周围亲友的支持。有时候要牺牲陪孩子的时间，遇到活动，把孩子暂时托付给邻居、亲友。孩子也会不满，我跟他解释，争取其他事情上能多陪陪他。

  一辈子没有一张照片是很遗憾的事情。我想趁年轻还能干点事情的时候，让他们少一点遗憾。在这期间，老人们对待死亡的那份坦然乐观，也会感染我们。在这种互相感染、互相感动的影响中，我们才在继续坚持。

  杨鑫：现在商洛本地就有机构也为老人拍遗照。我挺高兴的，证明我们这一个项目不光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还得到了社会公益机构的认可。

  作家梁子的《你是尘埃也是光：面纱下的阿富汗》，影响我的生死观，我前后看了几遍，有段时间网名也用的“是尘埃，也是光”。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都特别渺小，可以是尘埃一样，随意落在哪里，默默无闻，也可以是一个光去照亮别人，给别人带来一点温暖。我想我们就是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微光，让老人们能笑着面对。